9月底，日本經濟產業大臣西村康稔前往加拿大交換合作備忘錄，確保加拿大為日本提供新能源汽車電池生產不可或缺的鎳、鈷和鋰等原材料。此前，他遠赴非洲，訪問納米比亞、安哥拉、剛果（金）、贊比亞和馬達加斯加尋求電池生產的“重要礦物”供應。

日本至今已經歷多次能源結構調整，但能源資源稟賦的匱乏使其一直無法擺脫對進口能源的依賴。如今，伴隨日本核電進退維谷的是化石能源回歸，加上全球能源供應格局發生變化，日本新一輪能源轉型前途未卜。

核電“大躍進”下的不安

日本第一次能源轉型要追溯到二戰結束后的經濟復興時期。當時，日本能源需求大幅增加，為此，日本政府出臺政策將能源供應重點從國內煤炭轉向海外石油。10年間，日本能源自給率從58%驟降到15%。由于近80%的能源需求依賴進口原油， 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令日本經濟在戰后首次出現負增長。由此，日本意識到嚴重依賴進口能源的風險，為減少對石油的依賴，日本政府開始推動包括核能和天然氣在內的能源多樣化轉型。

1970年至1985年，日本建成15座核電站，共計30多臺核電機組，總裝機容量達2300多萬千瓦。此后十多年，日本核電增速也并未放緩，截至20世紀90年代末，日本共建成核電站51座，發電能力約為4292萬千瓦，占全國總發電量的37%，成為僅次于美國、法國的世界第三核電大國。但此后由于接連出現嚴重的核電事故，日本社會對核能利用的看法隨之變化。隨著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發生，日本反核運動迎來高潮。此后，圍繞日本核電接連爆出的一系列丑聞進一步加劇了日本社會對核電的反感情緒。盡管日本政府自千禧年以來一直致力于恢復民眾對核電的信心，但2011年的福島核事故最終讓日本社會對核電的信任徹底崩盤。

能源轉型“失去的十年”

2011年福島核事故至今，日本又經歷一次新的能源轉型，但這次不是向前而是后退：核電機組大量停機迫使日本回到了依賴進口石油和天然氣的老路上。

日本經濟產業省資源能源廳公布的數據顯示，目前，日本電力供應仍嚴重依賴石油和天然氣。2021年，日本非化石能源發電占比僅為27.1%，天然氣發電在總發電量中的占比幾乎等于全部新能源電力的占比。

▲圖為日本民眾抗議核污染水排海。本報駐日本特派記者 岳林煒/攝

這一背景下，日本對能源供應充滿焦慮。日本政府發布的2023版《能源白皮書》指出：“一次能源自給率僅為13.3%的日本正面臨危機。”特別是在獲取液化天然氣（LNG）方面，國際液化天然氣進口國集團年度報告顯示，日本長期合同確保的LNG輸入量自2020年起逐年下降。而隨著亞歐LNG現貨價格指數的關聯加強，在歐洲大肆搶購導致LNG現貨價格飆升局面下，未來兩年，日本必然會面臨LNG進口價格上漲。

日本經濟產業省石油·天然氣課長早田豪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日本公共和私人機構需要共同努力，通過重新啟動核電站、最大限度利用火力發電站，并為節約電力和天然氣提供獎勵，以避免電力和天然氣供需緊張局面的出現。但問題是這些緊急措施能持續多久？”

風光項目開發陷入困境

日本也曾利用扶持政策要求電力公司以高價收購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所發電量，從而推動企業入局光伏產業。日本的夏普、京瓷、松下和三菱電機在本世紀初一度成為世界范圍內的光伏頭部企業。然而，好景不長，此后的十年間，日本企業逐漸被擠出光伏產業主流。近年來，日本本土太陽能電池板制造企業日漸萎縮，目前只剩京瓷和夏普兩家制造商。另據日本環境省估計，到2040年，光伏電池板報廢量將達到每年80萬噸。由于產業鏈不完善，如何處理報廢面板也成為困擾日本的難題。

此外，日本還曾將海上風電開發視為能源轉型的王牌，計劃到2030年，海上風力發電量達到1000萬千瓦，并于2040年提高至3000萬千瓦。但是，即便海上風電發電量能夠達到1000萬千瓦，也只占日本總發電量的不到2%。

同時，有分析人士指出，日本陸上多為山脈丘陵，海上又缺少淺水區域，風能資源開發潛力有限。因此，日本風電開發只能圍繞浮式海上風電，不僅成本高昂還要考慮到臺風多發造成停機的損失。另外，由于對漁業的影響，海上風電開發還要征求日本漁業團體的意見。

今年9月，日本東京地方檢察廳以賄賂眾議院議員的罪名起訴日本風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前任社長，日本經濟產業省也宣布停止對該企業的補助。作為日本風電行業的先驅，日本風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在日本國內經營著30多家風電廠，裝機容量超56萬千瓦，此次的賄賂丑聞不僅對企業的經營活動造成重大打擊，也使日本海上風電項目前期規劃的科學性、項目競標的公平性受到質疑。

新一輪轉型推進艱難

重重壓力下，日本不得不重新規劃綠色能源轉型方案，《實現綠色轉型基本方針》（以下簡稱《方針》）隨之誕生。日本政府今年對《方針》進行修訂，規定重新啟動核電站、開發新一代核電機組、支持對氫氨的研究利用、促進能源保障并引進可再生能源等一系列能源轉型措施。同時，法案也引入了輔助綠色轉型的經濟措施，包括10年內發行20萬億日元的綠色轉型債券、促進超150萬億日元的公共和私人綠色轉型投資，還有對碳排放收費的“碳定價”措施。

8月，日本經濟產業省、環境省等相關政府部門在綠色轉型實施會議上表明，將利用綠色轉型國債募集總額超過1.2萬億日元資金，用以支持對氫能生產利用和下一代核電機組研發的投資。

從《方針》和會議內容不難看出，日本將氫能和核電擺在轉型突出位置，但作為對能源轉型未來的押注，日本的“氫核”布局充滿爭議。

日本《氫能基本戰略》提出，到2040年，日本氫用量將增長6倍至1200萬噸，同時公共和私營部門也將在未來15年合計投資15萬億日元以推廣氫能應用。日本政府也計劃將氫能打造為支柱產業，并以此為基礎向海外擴張。

然而，當前日本對氫能技術積累多集中于應用，氫能難以作為新能源解決日本依賴能源進口的老問題。川崎重工執行董事、能源解決方案和船舶公司及氫氣戰略部門副總裁西村元彥表示：“用可再生能源和國內生產的氫氣來覆蓋日本巨大能源消耗是非常困難的。如果沒有來自海外廉價、穩定的氫氣供應，日本不僅會在經濟上陷入被動，也會面臨能源安全風險。”川崎重工曾于今年2月購買了來自澳大利亞的氫氣，但澳大利亞相關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從澳大利亞購買的是由煤炭制得的灰氫，本質上是向澳大利亞轉移碳排放。

有業內人士指出，日本氫能供應的最佳出路是推動核電制氫，但這就牽扯出日本核電重啟進退兩難的境遇。

日本政府于今年通過《核能基本法》修正案，提出國家有責任采取必要措施，通過核能確保穩定的電力供應，同時還批準了將核電機組運行期限提高至60年的法案。

然而，重啟核電并延長機組運行期限的安全性一直飽受爭議。以關西電力公司旗下運行已近40年的美濱核電站3號機組為例，該機組2004年曾發生冷卻管道破裂事故，導致5名工作人員死亡。

不僅重啟艱難，停機的核電機組也給日本能源轉型“拖后腿”。據日本非營利組織“原子力資料情報室”秘書長松久保肇分析：“過去十年，如果把核電站的維護成本和政策成本都算在內，至少已經達到23.5萬億日元，核電站發電的成本已經上升到59.5日元/千瓦時。”與此同時，日本的綠色能源轉型投資中至少有1萬億日元將被用于開發和建設新型核電機組，但松久保肇卻對此表示擔憂：“這樣的決定欠缺對費效比的考量，過度投資核電站將抑制對其他新型能源的投資，從而拖慢日本能源轉型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