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人：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能源司司長 劉鴻鵬

在全球能源轉型的大潮中，中國風電行業如何跨越障礙、占據主動？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能源司司長劉鴻鵬在接受《風能》采訪時給出了他的獨到見解，同時針對解決農村能源需求、提高電氣化水平、利用好綠色金融等提出了建議。

Q：此前，您參加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會議第二十八屆會議（COP28），這次會議取得了哪些有價值的成果，對于全球能源轉型具有怎樣的意義？

A：COP28首次就《巴黎協定》進行了全球盤點，達成了“阿聯酋共識”，具有里程碑意義。對于化石燃料，提出了“以公正、有序、公平的方式，在能源系統中擺脫化石燃料”（transitioning away from fossil fuels in energy systems），明確強調要“轉型脫化”。這是自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簽署30多年以來，各國第一次真正觸及到化石燃料這個關鍵問題，也是在全球綠色低碳轉型的大方向上邁出了具體一步。

盤點報告中提出，到2030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需要比2019年減少43%，才有可能將全球升溫限制在1.5℃之內。“阿聯酋共識”提出到2030年實現全球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增至目前的3倍、能效增至2倍的目標，加快推動減少未加裝捕集和封存措施的煤電、甲烷，減少對化石能源的補貼。

此外，東道國阿聯酋采用靈活策略，在推進COP28正式談判的同時，由相關國家和利益相關方提出各種不同的減排倡議，包括50家油氣公司加入《石油和天然氣脫碳憲章》，宣布到2050年或之前實現油氣行業的碳與甲烷凈零排放，在2030年之前消除常規燃燒；30多個國家和地區發布了《COP28關于可再生低碳氫及氫衍生物認證計劃相互認可的意向聲明》，確認氫只能從低碳電力中產生；22個國家發表宣言提出，到2050年將實現全球核能裝機容量較2020年增加2倍的目標；66個國家簽署了《全球降溫承諾》，提出將冷卻降溫的相關排放較當前水平減少68%。

第一次召開的能源和交通部長會議探討了能源、交通領域的能源轉型。根據我們的數據，亞太地區交通運輸占總石油消耗的50%、二氧化碳排放量的13%。未來，交通運輸領域的碳排放仍將保持強勁增長。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發起了亞太電動汽車倡議，已有19個成員國加入。

過去30年的氣候變化談判是一個不斷探索的過程。氣候變化談判涉及方方面面，一個國家的承諾與其經濟發展水平、承受能力密切相關。發達國家應繼續發揮他們的領導作用，負有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這是氣候變化談判的基本原則。因此，一方面，要主動適應，積極參與氣候行動的承諾；另一方面，要從自身的角度考慮，體現國家利益，達成共贏目標。

Q：目前，亞太地區的能源轉型取得了哪些主要成績？又面臨哪些挑戰？

A：亞太地區當前正處在能源轉型的關鍵階段。亞太地區的人口占全球的60%，消耗了全球40%以上的能源，產生全球超過50%的溫室氣體。隨著能源消費的快速增長，這種趨勢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將保持增長，給地區的自然環境和資源帶來相當大的壓力，也給實現氣候行動承諾帶來巨大挑戰。

近些年，亞太地區在能源轉型方面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特別是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發揮了重要作用。過去10年，化石燃料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不斷降低，可再生能源的增長已經超過能源需求的增長。然而，亞太地區的能源供應仍然以煤炭等化石能源為主，40%以上為煤炭，25%以上為石油，20%左右為天然氣，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費中的占比低于15%。

2023年10月在泰國曼谷召開的聯合國第三屆亞太能源部長論壇，總結了亞太地區在能源轉型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7個方面取得的進展。目前，亞太地區仍有近5000萬無電人口，12億人口依賴傳統的生物質、煤炭烹飪或采暖，這對環境和人體健康的影響很大。能源可及性，尤其是在2030年實現人人享有清潔炊事燃料的目標面臨著非常大的挑戰。而可再生能源分散式供電技術將會發揮重要作用。

亞太地區各國政府面臨著既要穩定能源供應，又要實現能源轉型的壓力。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才能降低其價格波動帶來的風險。發展可再生能源，必須大規模投資基礎設施，包括電網升級、儲能等，從而共同提高能源供應的穩定性和安全性。

Q：中國風電行業可以為亞太地區的能源轉型作出哪些貢獻？

A：中國風電技術遙遙領先，不僅很好地支持了中國的能源轉型，同樣為其他亞太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在風電領域的發展提供了有效實際的案例。近幾年，海洋經濟、藍色經濟成為亞太地區能源轉型和海上風電技術進步的新機遇。亞太國家表現出強烈的發展期待。未來，我認為海上風電會取得飛躍式發展。

中國風電行業已經具備相當大的生產能力，可為亞太其他國家提供技術裝備支持。在太陽能方面，中國的裝機和生產能力在全球都占有重要的地位，這些都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創造了很好的條件。

20多年前，中國從歐美發達國家學習可再生能源政策，推動了自身的可再生能源發展。現在來看，中國可再生能源政策更具體、更有效，支持力度更大。因此，中國在政策方面的經驗總結，包括技術層面、市場規范、模式創新等，可以分享給其他國家，幫助他們加快能源轉型的步伐。

Q：中國風電企業在進入國際市場時面臨諸多挑戰，您認為應如何圍繞風電發展深化國際合作，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和人類福祉作出更大貢獻？

A：中國的可再生能源技術和產業，從弱小走向強大，技術研發從引進到國產化再到實現引領，同樣是國際合作的結果。這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奠定了基礎，也積累了經驗和教訓。

中國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已經達到新的高度，競爭力大幅提高，為降低國際可再生能源市場產品價格、可再生能源電力價格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同時又經常在國際貿易中遭遇種種壁壘及不公平待遇。因此，一方面應積極應對，另一方面，需重視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即“南南合作”，尋找新的市場和商機。通過共同協商，針對各國的特點找到不同的解決方式，如技術轉讓，以當地生產等方式降低技術和應用成本。

在國際合作時，我認為有三方面值得加強：一是積極參與或主導制定國際標準和認證體系。這樣，不僅能夠確保風電設備和技術的可靠性，還可以提高風電設備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增進投資者和用戶的信任，同時也有利于提高國內風電企業的認知，更早地做好這方面的準備。

二是政策的協調合作。一方面，應制定可再生能源的財稅和金融政策，促進企業擴大規模；另一方面，要通過政府平臺與國外進行合作、交流，增強可信度。

三是與國際金融機構合作，支持可再生能源投資。值得一提的是加強多邊合作，如國家能源局與東盟在能源領域開展的合作。加強與聯合國系統、國際金融組織、國際風能組織等機構的合作，使國內企業更深地融入多邊合作機制，推廣最佳實踐。

只有持續深化國際合作，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國際上的發展趨勢、需求和經驗，使中國風電產業不斷壯大，完善機制建設。

Q：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如何在農村建立相適應的多元化能源結構？

A：農村能源的建設和應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更是一個非常大的課題。中國的可再生能源應用就起步于農村。目前，中國的農村能源已經從過去的解決短缺問題，轉向提供更清潔、更低碳的高質量能源服務階段。

目前，能源轉型過程中對農村能源體系的要求，首先應考慮將農村能源的供應和消費、能源的服務體系納入整體能源轉型的發展規劃。因地制宜地開發利用，為農村提供現代化、清潔且經濟上可承受的能源服務。做好能源系統的優化，采用集中式與分散式能源系統相結合的方式。對于基礎設施好、離中心城市或國家電網不太遠的農村，可以延伸電網，以集中能源建設為主；邊遠或分散的地區，則可以充分利用分布式能源，特別是可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來滿足其能源需求。

此外，農村地區還應建立社區規模的電力基礎設施，結合智能化的能源管理系統，為當地村民提供可靠的能源服務，以國家為主導，動員企業和社會各方力量進行技術和模式創新。

這其中，政策和經濟激勵是最重要的。政策層面通過提供補貼或財政支持的方式，明確發展目標，營造良好的市場投資環境，使投資者更廣泛地參與其中，獲得長期有效的收益。比如，我們曾幫助印度尼西亞開展解決農村扶貧供電示范項目，投資開發了60千瓦的小水電站，采用公私伙伴關系（PPP）模式，當地提供土地和勞動力，民企提供技術和產品，同時入股，與當地電力公司簽訂15年的售電協議，用售電的收益來解決投資。這樣，既幫助無電家庭解決了用電問題，同時支持了棕櫚油加工產業，農戶的電費也交得起了。

此外，還成立了村級基金，資金委托給由當地政府、民營企業和村委會共同成立的機構，每年評估和調整資金的使用，形成可持續的、各方共享收益的機制。目前，該模式已經運行十多年，基金從一開始支持貧困戶供電到更多地轉向支持村里的供水、衛生等公共設施建設。通過項目的建設、培訓信息的傳播，當地農戶對可再生能源的認識和接受度有了很大提高。因此，分散的能源系統應綜合能源結構，考慮資源優勢，創新管理模式，提高綜合能源的服務水平，以及各主體的參與度，真正成為成熟的管理系統。

Q：電氣化是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總消費中占比的重要手段，如何創新發展模式，以提高電氣化水平？

A：提高電氣化水平是增加可再生能源消費、促進能源轉型的關鍵。只有實現了電氣化，可再生能源的潛力才能真正釋放出來。

通過使用可再生能源、氫能等替代化石燃料，交通運輸領域是最有潛力加快實現電氣化的；智能電網技術數字化融合系統，能夠提高電力系統的靈活性，維持電網的穩定性和可靠性；微電網和分布式電網，以及跨境電力的互聯互通，都將促進可再生能源的集成和利用。比如，新加坡為實現其零碳目標，通過泰國和馬來西亞進口了老撾的水電，是可再生能源電力跨境交易非常成功的一個案例。

促進可再生能源電力消費的政策和市場機制，包括補貼、配額、分時電價、碳排放交易、綠證，可以激勵消費者使用清潔能源，是促進可再生能源消費、提高電氣化水平的重要措施。

Q：如何發揮綠色金融的作用，推動發展中國家的能源低碳發展及綠色路徑優化？

A：對于推動發展中國家的能源低碳轉型，綠色金融是一種有效的措施。2022年，全球可再生能源領域新增投資出現前所未有的激增，達到5320億美元，同比增長13%。亞太地區吸引了最多的新投資，達3560億美元，中國占80%以上。即使如此，資金的需求仍遠遠超過可用的資金來源。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未來要實現從2023―2030年《巴黎協定》下的國家自主貢獻目標，融資缺口接近6萬億美元。如果要實現COP28提出的3倍可再生能源裝機、2倍能源效率目標，融資缺口會更大。

各國政府在將資本轉向綠色目標方面可以發揮更大作用。近年來，亞太各國政府在發行綠色、社會責任、可持續發展等主權債券方面取得了可喜增長，這些債券被標記為全球綠色、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其他標簽（Green, Social, Sustainability and Other Labeled， GSS+），專門為GSS+用途籌集資金。根據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的研究，截至2022年年底，GSS+債券市場已增至超過3.8萬億美元，亞洲及太平洋的年度發行量從2015年的50億美元增加至2022年的2060億美元。中國提出雙碳目標以來，綠色金融的發展進入了快車道，與之匹配的綠色金融政策體系不斷完善。中國的碳市場已是全球規模最大的碳排放交易體系。各個銀行、非銀行機構都開展了綠色金融業務。此外，各種國際多邊基金，如全球環境基金、綠色氣候基金，也在綠色金融方面發揮了引導和促進的作用。

COP28之后，各個國家都在重新審視國家的自主貢獻目標和戰略，這些將轉化成對金融機構和企業的融資支持。比如，新型氣候融資伙伴關系的主要目的是推動可持續融資支持能源轉型，重點是支持各國實現碳達峰目標，逐步淘汰煤炭，改善法律法規設計，促進有效的融資，為吸引更多的私人和公共資金提供堅實基礎。

雖然各個國家的能源轉型路徑有所不同，政策各異，但在面臨共同的問題時，可以相互參考、學習和借鑒。對于綠色融資，一方面應制定相關的支持政策，引導資金的流向，鼓勵支持對綠色低碳能源技術的投資；另一方面，應控制和降低風險，提高融資效率，開展跨國投資，以及技術轉移及經驗的分享。

Q：在能源轉型過程中，您強調應注意減少對弱勢群體的影響，在這方面有哪些好的案例和具體的建議？

A：能源轉型會給社會和經濟都帶來深刻的結構性變革。根據國際可再生能源署（IRENA）的研究，能源轉型為經濟增長創造了就業機會，改善了人類的健康，提高了人類的福祉。與轉型相關的就業需求的增加，預計將導致整個轉型期間（直到2050年）的就業率平均增加1%。新增就業崗位將在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為5100萬個（僅能源行業就有2600萬個）。同時，能源轉型會使傳統能源價格上升，可再生能源市場競爭加劇。

能源技術的變革同樣會重塑社會的價值觀、關系和制度，誕生出新的商業模式、工作形式及生活方式，創造可持續的未來。應充分了解能源轉型對弱勢群體帶來的負面影響。為降低弱勢群體在能源可獲得性和負擔性方面的壓力，確保現代的能源服務能夠惠及他們，需要制定相應的政策、加大投資，提高經濟活力，創造就業機會。通過制定政策、提供經濟援助，為失業工人提供社會保障；在分散邊遠的農村，使農民能有機會參與能源轉型，確保他們的利益得到充分體現；為貧困人口和弱勢群體，提供能源價格補貼或直接資助，確保他們能夠負擔得起清潔能源。同時，應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最大限度減少負面影響，形成一個更包容、公正的能源轉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