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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北半球的炎夏突然跨入南半球清冷的早春，趙建華并無不適之感。在離開7年后，今年8月，他再次回到了曾經學習、工作了十幾年的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UNSW）光伏研究中心。這一次，他是領命而來，作為中電光伏的CTO，他需要回到母校，從年輕的師弟學妹中延攬一批才俊，以充實中電的研發梯隊。
和趙建華一樣，離開后不論是加盟新主還是自主創業，畢業后依然和新南威爾士大學光伏中心合作的大有人在。自上世紀80年代起，30年間畢業于新南威爾士大學光伏中心的中國留學生已經撐起了中國光伏產業的半壁江山。如今，在屈指可數的幾大領頭光伏企業中——尚德、中電光伏、英利、賽維LDK都有新南威爾士大學畢業生的身影。這些在中國光伏產業叱咤風云的人物，均曾就學于這所和中共建政同年的大學。
“新南威爾士光伏幫”，這群散落在中國光伏大棋盤中的耀眼群星，其成員均師從于當今世界最偉大的太陽能科學家，有著“太陽能之父”之稱的新南威爾士大學教授馬丁•格林（Martin Green），這里有一大批我們耳熟能詳的名字：施正榮、趙建華、王艾華、戴熙明、張光春、蔡世俊、鄭廣富、云飛、湯應輝、宋登元、姚國曉。
他們是這樣一批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赴澳留學，畢業后成為新南威爾士大學光伏研究中心一名優秀的研究員，然后在中國光伏發展大潮中歸國，加盟企業出任CTO，傳播來自澳洲的光伏技術流。其中的佼佼者，則艱辛創業，隨即如童話般一朝功成，享受來自華爾街的青睞，登陸紐交所或納斯達克，開辟出一段屬于自己的時代。
30年來，馬丁和他的中國門徒，憑借細膩精密的技術流，奏出中國新能源史上罕見的澳洲旋律。他們的成功秘訣是什么？而在新的光伏紀元來臨之際，他們又將遭遇怎樣的挑戰？
歷史的偶然
從悉尼的鬧市驅車20分鐘就能到達澳大利亞最富盛名的大學——新南威爾士大學。此時雖去冬未遠，但陽光宜人。1974年，一個叫馬丁•格林的人在新南威爾士大學成立了太陽能光伏發電小組，專注硅太陽電池的研究。在弟子們看來，馬丁•格林的這一舉動頗具戰略眼光。太陽能電池進行大規模利用，必須解決原材料的問題，作為地殼上含量第二的元素，硅基太陽能電池的研發打破了原材料的限制。而在此背景下，世界上第一個光伏與太陽能工程學專業成立。
1985年，馬丁帶領的團隊把硅片的光電轉化效率提高到20%。正是這一年，一名來自中國的訪問學者走進了馬丁•格林的實驗室，他就是現為中電電氣光伏有限公司首席技術官的趙建華。趙建華從山東工業大學來到澳大利亞，并于1989年獲得了博士學位，而后一直在該實驗室從事研究工作。“進入馬丁•格林的實驗室是歷史的偶然。我在南京工學院讀碩士時申請了出國，當然也向馬丁•格林——我課題領域內世界權威專家提出了申請，讓人想不到的是，他當時第一個給我回了信。”趙建華對《能源》雜志記者說。
在進入實驗室三年后，趙建華遇到了揚中老鄉施正榮。20世紀八九十年代，“出國”風潮已經席卷全國。在中科院上海光機所研究生畢業后留下工作的施正榮一直籌劃出國。接到三所學校通知書的他，選擇了每月有100澳元補助的昆士蘭大學。入校后，研究條件差，令施正榮大失所望，于是另謀出路。后來，他聯系新南威爾士大學并轉入。
1989年，施正榮訪問學者的生涯即將結束。他敲開了這所學校中科研經費最多的馬丁•格林教授的大門，由此進入了太陽能領域。
和趙建華專注的高效太陽能電池不同，施正榮看中了薄膜太陽能電池的研究。在施正榮的眼中，降低成本是大規模推廣應用太陽能電池的唯一路徑，由此，必須減少硅的用量。1990年，施正榮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他讓薄膜長在了玻璃的襯底上。
和施正榮一樣，趙建華在科研領域也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1999年，趙建華和他的夫人王艾華博士創造了單晶硅太陽電池轉換效率24.7%和多晶硅太陽電池轉換效率19.8%的世界記錄，夫婦倆保持的單晶硅太陽電池轉率世界記錄直到現在未被打破。而此前，20%的效率是否是晶硅電池極限一直是人們在討論的問題，趙建華的實驗結果適時地終結了這個爭論。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世界光伏市場還沒有啟動。遠離市場的光伏研究枯燥、艱苦，甘耐寂寞、勤勤懇懇的趙建華和施正榮給馬丁•格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兩個大弟子，像被掌門人寄以高度期許的大師兄，成為師門的模范，這也為后來新南威爾士大學光伏研究中心接收更多的中國留學生埋下了伏筆。
教父馬丁
“趙建華和施正榮都是有天賦的人，正是他們給我留下的積極印象使得我們的實驗室愿意接收越來越多的中國留學生。” 馬丁•格林教授對《能源》雜志記者這樣說道。
馬丁•格林教授現任新南威爾士大學超高效光電學研究中心執行研究主任，作為太陽能電池領域的權威，獲得無數榮譽，并于2002年獲得“瑞典正確生活方式獎”（諾貝爾環境獎），被譽為“太陽能之父”。
“師從格林教授是我人生中一個非常重大的轉折點。”施正榮在多個場合如此表達。
“馬丁是位很有智慧的導師，邏輯思維清晰，作風嚴謹，行事低調。”趙建華這樣評價自己的導師。在國外，一個教授是否成功，主要體現在對研發經費的申請能力上。多年以來，馬丁•格林都是新南威爾士大學的模范經費申請人，他在新南威爾士大學的經費申請成功幾率二十幾年一直保持100%，使得光伏研究中心成為新南威爾士大學最大的實驗室之一。“另外，格林教授的理論分析能力極強，很少有他不能解釋的理論，這使得我們的實驗結果一直有正確的理論解釋，進而得到業界的認可。”
在新南威爾士大學這段時光，最令趙建華難忘的就是自由的學習氛圍。不管是工作還是學習，導師除了負責項目以及參加匯報會，其他完全由學生自主安排，跟國內的方法完全不一樣。“過去很多歐美人士來新南威爾士大學參觀，看了我們設備簡陋、環境陳舊的實驗室都深為感嘆，想不出我們為什么能在這樣簡陋的實驗室里做出最高效率的太陽能電池。我想這是由于我們對電池技術的充分理解和對操作的精益求精而達到的。中國留學生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受到熏陶，成為中國的光伏棟梁。”
“馬丁教授言傳身教，特別嚴謹。他的作風也是實驗室的作風，研發來不得半點虛偽。”現為英利集團CTO的宋登元向記者如此表示。
11年前，已經是河北大學自動化系系主任的宋登元決定再次赴澳深造，和第一次留學經歷不同的是，他這次選擇了新南威爾士大學。
“有一次在悉尼開會，參觀了新南威爾士大學的實驗室，感受到那兒能接觸到世界最先進的研究成果，更加國際化。”宋登元坦承。
當時馬丁•格林想用氧化鋅薄膜與硅一起制作廉價的異質結太陽電池，讓他去做這個項目，半年后宋登元做出了光電轉化率8.2%的成績，比當時世界水平高出1.3%。在取得博士學位和完成博士后研究后，宋登元加入到馬丁•格林第三代光伏電池的研究項目中，領導了超高效率量子點太陽能電池項目里碳化硅介質中嵌入硅量子點的新一代電池研究。
“格林教授在國際上學術組織擔任職位，參加會議特別多，但是特別注重研究的細節、只要在學校，哪怕一個研究生匯報課題都要去聽。慕名而來的求教者，只要有時間，他也要親自見面。在中國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宋登元說。
創業時代
施正榮博士畢業后，依然留在恩師格林教授的實驗室從事科研工作。彼時，馬丁做出了一個可以說是影響施正榮一生的決定——將科研成果產業化。
1995年，新南威爾士州電力公司投資5000萬美元與新南威爾士大學光伏研究中心，共同成立太平洋(601099,股吧)太陽能電力公司，將施正榮取得的科研成果薄膜電池技術產業化，由施出任研究部經理、執行研究董事。
留學期間，施正榮結識了同在澳洲學習經濟學的同鄉楊懷進。施正榮在澳創業之時，楊懷進回國從事貿易生意。
2000年，德國出臺了世界上第一部《可再生能源法》，規定新能源占德國全部能源消耗的50%，電網購買可再生能源發電的義務和購電補償的一般原則。從德國回來的楊懷進看到了太陽能的市場前景，邀請施正榮、趙建華回國創業。而彼時，澳洲的光伏市場還沒有啟動，施正榮的創業并不理想。
楊懷進背著施正榮撰寫的250頁可行性報告四處奔波，卻屢屢受挫。經人引薦，項目得到了無錫市政府領導的認可。2000年，施正榮變賣全部家當回國。2001年，中澳合資無錫尚德太陽能電力有限公司正式掛牌。施正榮占25%的股份，其中20%是技術入股，5%是現金，并出任總經理。而楊懷進得到了5%的股份。同時，施正榮還找來他在澳大利亞時的同事張鳳鳴博士，以及在格林教授實驗室工作過的澳大利亞人泰德。次年7月，國內最大的10MW太陽能電池生產線在尚德投產，產能相當于此前4年中國太陽能電池產能的總和。馬丁•格林教授專程趕到無錫向施正榮表示祝賀，預言“尚德將成為世界光伏產業的中國超越者”。12月，尚德公司與新南威爾士大學光伏技術研究中心正式簽訂了科技合作協議。
搞研發出身的施正榮特長在于對光伏產業未來的技術方向有準確的判斷。然而，最初成立的兩年，光伏市場并不景氣。直到2003年，歐洲太陽能屋頂計劃實施，大量向國際采購光伏電池，激發了光伏市場的潛力。6月份，在德國弗賴堡國際新能源產品展銷會上，尚德贏來了大批訂單，忙于開拓國際市場的施正榮成了空中飛人。
此前，施正榮最初的創業伙伴楊懷進、張鳳鳴、泰德相繼離開了尚德。2004年，趙建華夫婦回國，與楊懷進、張鳳鳴、泰德一起創立了中電光伏。鄭廣富、云飛、湯應輝于1997年前后在新南威爾士大學電子工程系獲得光伏博士后也紛紛回國。2005年，三人一起創建林洋新能源研發中心，而楊懷進則與泰德以及同是馬丁•格林教授學生的戴熙明進入晶澳太陽能。
“格林先生的門徒回國創業，基本上是被光伏產業的大潮推動的。”趙建華說。
2005年2月，《京都議定書》生效，歐洲國家以及美國、澳大利亞紛紛推出了可再生能源發展計劃，世界太陽能產業進入了發展的快車道。依靠國際市場的拉動，國內光伏產品95%銷往海外，中國光伏產業“三頭在外”（市場、原料、設備）的格局逐漸形成。
也就是在這年的10月，在上海的一次光伏會議上，宋登元第一次見到了英利集團董事長苗連生，苗連生對宋登元發出了邀請。一年以后，正值美國上市前夕的英利，CTO職位出現空缺。苗連生再次力邀宋登元。面對導師馬丁•格林的挽留，宋登元只好推辭。2009年初，當苗連生的電話再次打來時，實驗室項目也接近尾聲，宋登元終于答應回國。
格林教授的弟子們在歸國后，開始了將實驗室成果向產業轉化的新征程。2009年，鄭廣富轉戰尚日新能源；泰德、戴熙明在臺灣創立了旭泓全球光電；2010年，云飛加入賽維LDK任電池事業部副總裁。
從高轉換率的實驗成果向生產線的轉化往往比較曲折。在趙建華看來，實驗室研發勿需擔心成本。而在生產環節，成本則需要得到嚴格的控制。對生產來說更重要的是成本與收益之比。
“澳洲的科研雖然先進，但是他們的勞工、土地和原材料的成本比中國要高很多。如果在澳洲本土發展光伏產業，價格會毫無競爭力。”趙建華說。
在施正榮看來，技術是尚德成功的第一大法寶，每年在研發方面的投入占年銷售收入的5%以上。在無錫尚德的技術研發團隊，擁有眾多新南威爾士大學光伏專家，CTO溫哈姆•斯圖亞特 （Stuart Wenham）現在還是新南威爾士大學的光伏研究中心的主任，負責研發的蔡世俊、張光春都曾在新南威爾士大學深造。據資料顯示，新南威爾士大學光伏專業每年都會派10名左右的大學生到尚德公司實習。
兩年前，尚德宣布由新南威爾士大學開發的冥王星技術可以同時在單晶和多晶電池中應用，并把其單晶和多晶光伏電池轉換率分別提高到19%和17%。并且在近日，尚德對外宣稱已經成功大規模量產。在業界看來，這是實現施正榮度電成本1元目標的重要法寶。
2008年，中電光伏的研發團隊在趙建華夫婦的帶領下，SE高效太陽電池商業化量產。
“在澳洲實驗室的經歷使我們對晶硅電池的科研方向有比較清晰的了解。提高晶硅電池的效率，無非是減少復合、提高鈍化性能。晶硅電池在半導體中是相對比較簡單的一種器件，但是要做到高效、低成本還是非常有挑戰性的。”趙建華說。
門徒的煩惱
長久以來，作為師傅的馬丁•格林與中國光伏業界的“新南威爾士大學幫”保持著極為密切的聯系。他幾乎每年都要來到中國參加會議或者到弟子的企業進行考察，并應邀擔任一些企業科技顧問或者首席科學家。而不論是尚德、晶澳、中電光伏，還是英利、旭泓光電、賽維LDK，均與馬丁•格林實驗室具有長期合作聯系，這些光伏企業每年均選派部分骨干前往新南威爾士大學進修。
更令格林教授驕傲的是，他的學生所在的企業受到資本市場的青睞。2005年12月，尚德成功登陸紐交所，中國新首富誕生。在業內人士看來，相較于其他同門師兄弟保有科學家的本色，施正榮的身份更偏向于一名管理者，其在商業上的成功也得益于在太平洋電力公司的經歷。
據統計，在美國上市的10家中國光伏公司中有5家企業的技術帶頭人畢業于UNSW。在宋登元看來，在光伏產業界略有成就的新南威爾士大學的留學生擁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在赴澳之前都有一段工作經歷，為此后的發展積累了產業背景。
2007年，為了表彰馬丁•格林，中國政府為他頒發了國家“友誼獎”，此獎項是中國政府授予來華工作外國專家的最高榮譽獎項。在世界各地的光伏企業中，更是有30多位新南威爾士大學光伏研究中心的畢業生身居要職。
同門的師兄弟成為了生意場上的競爭對手。中電光伏和無錫尚德，位處同省之內，兄弟競爭，在所難免。此前，更有報道稱，兩家公司關系頗為微妙。尚德基本不提中電光伏，而中電光伏方面對外界所說的“做無錫尚德第二”頗為不滿。甚至在中電光伏成立之初，中電還從無錫尚德挖走兩名骨干。
此外，“從新南威爾士大學歸來的除了早期的這一批人，后來又有成就的屈指可數。” 中科院微電子所太陽能電池研究中心副主任賈銳表示。
在世界光伏科研領域，和新南威爾士大學光伏研究中心齊名的還有美國國家可再生能源實驗室和德國弗朗霍夫研究所。近幾年來，越來越多的來自德國、美國、日本、加拿大甚至本土光伏科研機構的專家投入到中國光伏產業中。
在賈銳看來，相比澳洲，德國是更重要的光伏研究之地，特別是光伏產業鏈上的關鍵技術、設備多由此引進。“在光伏制造中至為重要的設備，國內八成源自德國，設備永遠是重要話題。”
對于設備的重要性，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副理事長孟憲淦深有體會。“上世紀90年代初，北京太陽能研究所可以將晶體硅的轉換效率做到將近20%，但是缺乏設備、工藝不能實現產業化。實驗室是一回事，大規模生產是另外一回事。”
截至2010年，全世界光伏發電裝機容量為4000萬KW，不到世界總裝機容量的1%。即使在太陽能發展相對成熟的德國，光伏的發電量還不到全國發電量的2%。每度電的平均成本大概是1.3元-1.5元，較火電等傳統能源發電成本還有很遠的差距。脫離政策支持的光伏市場難以為繼。
“光伏技術研究的方向依然是提高轉換效率，降低生產成本。”孟憲淦說。
去年9月，第二屆中國（無錫）新能源大會召開，馬丁•格林應邀再次來到無錫。在接受采訪時，他依然強調成本和效率將決定太陽能產業未來的發展。
8月1日，國家發改委發布《關于完善太陽能光伏發電上網電價政策的通知》，明確今年7月1日前后核準的光伏發電項目的上網電價分別為每千瓦時1.15元和1元，業內人士認為這是沉寂多年的國內光伏市場啟動的信號，而馬丁•格林的弟子們將展開新一輪的競爭，由于師出同門，雖各有側重但在技術路線上差別不大，而其中，由技術決定的度電成本勢必成為衡量企業競爭實力的重要標準。
歷經近10年的發展，中國已經連續4年保持世界太陽能的第一制造大國地位，馬丁•格林對弟子們取得的成就頗為驕傲，但他始終不忘強調：“產量位居前列，應當爭取以更高的質量。”
馬丁的澳洲技術流
與白求恩大夫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略有出入的是，馬丁在培育門生的同時，也贏得了世界可以給他的一切名望。
因為中國弟子眾多，頂著世界太陽能之父光環的馬丁•格林時常來華傳道，無論是嫡傳弟子或是再傳門生，在各自舉辦的光伏峰會中，顯然仍以馬丁蒞臨為榮。與白求恩大夫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略有出入的是，馬丁在培育門生的同時，也贏得了世界可以給他的一切名望。
現年63歲的馬丁，還沒有成為老頭的跡象。雖然同為教父，他和馬龍•白蘭度那副陰鷙鐵血的形象可是大為不同。相反，喜歡牛仔褲搭配襯衣有著濃密褐色頭發的馬丁，和《廊橋遺夢》中的那位中年風流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頗為神似。
而在各自領域所獲功名上看，盡管后者曾攬下奧斯卡最佳導演獎，馬丁也因一連串大獎蜚聲全球——2002年，馬丁•格林甚至贏得了有著“諾貝爾環境獎”之稱的瑞典正確生活方式獎。
馬丁逐步為國人熟知，卻非因其治業專長。之所以被尊為教父（在中國的語境中，稱之為掌門宗師應更為合適），是因其開宗立派，創辦新南威爾士大學光伏研究中心，授下眾多中國門徒。日后眾弟子在光伏江湖耀眼如璀璨群星，馬丁這位開山鼻祖當然與有榮焉。
毫無疑問，由馬丁弟子為核心組成的澳洲幫是當前中國光伏業中的最大門派。他們分布廣泛，彼此亦友亦敵。當前，在美國上市的10家中國光伏公司中有5家企業的技術帶頭人畢業于新南威爾士大學，其極盛時期，這個數字是8家。馬丁的澳洲技術流，已與中國光伏業筋骨相連。近日，本刊記者對馬丁•格林進行專訪，向您近距離解密馬丁的秘訣。
《能源》：在太陽能領域，有很多熱點話題如晶體硅電池、薄膜電池，您在建立新南威爾士大學光伏研究中心的時候為何會確定硅基電池的研究方向？
馬丁•格林：1974年，當我建立新南威爾士大學光伏研究中心時候，在硅基太陽能電池研究領域還有很多空白，值得深入探討。而且，我的學科背景是微電子學，在這門學科中硅元素無處不在。不過當時我看到微電子技術的應用大部分都集中在娛樂方面，我覺得這個方向不是一個成年男子應該專注的領域。后來在一位教授的啟發下，覺得微電子和太陽能電池可以有更大的結合空間。
《能源》：您的實驗室為何會接受那么多的中國留學生？您如何評價他們在中國光伏產業中的地位？
馬丁•格林：1980年前后，新南威爾士大學光伏研究中心迎來了一個中國博士后學生，之后鄧小平鼓勵更多的學生出國深造。第一位從中國來的留學生給我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之后光伏中心越來越樂意接收來自中國的學生。特別是施正榮和趙建華都是非常有天賦的學生。
施正榮在中國光伏產業取得的成就無疑是巨大的。在他回國之前，中國光伏制造業還沒有出現如此成功的光伏企業。尚德在國際上獲得的廣泛認可，為中國光伏企業走向國際市場奠定了基礎。當然，在新南威爾士大學學習光伏技術對于我的學生們在產業上的成功是一個巨大的幫助，特別是施正榮在太平洋電力獲得的管理經驗更有利于他后來的成功。
《能源》：眾所周知，將實驗室結果進行產業化非常困難，您認為怎么樣才能更好地銜接兩個階段？
馬丁•格林：相比其他一些研究機構，新南威爾士大學光伏研究中心在技術的商業化方面取得了更多的成功。研究中心的很多研究員都有豐富的產業工作經驗，所以我們對產業的挑戰有更清楚的認知。不僅如此，這還有利于實驗室的技術研發。在晶體硅轉換效率方面，我們已經保持了20多年的世界記錄。
施正榮博士曾說過：“新南威爾士大學非常善于研發新技術，而尚德的優勢是將其商業化。”我非常認同他的觀點。與尚德這樣高管具有深厚研發經驗的企業合作，在新技術商業化方面，公司更易于做出正確的判斷。
《能源》：那就您看來，在太陽能領域，技術和市場哪個更重要？
馬丁•格林：作為新技術發展的驅動力，市場最為重要。幾十年來，新南威爾士大學光伏研究中心已經擁有了更高效、成本更低的太陽能電池，但是事實證明，只是近幾年來隨著太陽能市場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公司才嘗試充分利用這些技術。
《能源》：您認為，未來光伏技術發展的趨勢是什么？光伏產業越來越接近傳統制造業，企業將以規模取勝。你怎么看待這一觀點？
馬丁•格林：在未來一段時間，提高光電轉化效率依然是光伏技術研發的主要發展方向。新南威爾士大學光伏研究中心成立以來，一直致力于轉化效率的提高。新南威爾士大學光伏實驗室研究的第三代電池以薄膜為主，有非常高的轉化效率，低成本，無毒，高效，我這里提到的“高效”是74%，做第三代電池原材料是非常豐富的，基于這樣一些特性特點，我相信第三代電池很容易成為市場主導的產品，在未來的一些研究工作是針對納米材料領域，這些材料增加電池的靈活性。另外，規模化是光伏產業成本降低的關鍵因素，伴隨著新技術的應用，規模化的優勢愈加凸顯。
升級的技術戰
與歐美大多將研究課題委托工業界的技術路徑相比，中國光伏界的紙上談兵，成為難在短期內切割的痼疾。
伴隨著近幾年中國光伏產業的快速崛起，光伏企業的科研團隊在不斷壯大，除了馬丁•格林教授的弟子們，越來越多的畢業于美國、德國、日本等光伏科研機構的留學生回國就業，掀起了新一輪的技術競賽。 去年年初科技部的審批令下，宋登元為之奔走幾個月的“太陽能光伏發電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終于落戶英利，這是他就任英利CTO一年來獻給苗連生最好的禮物。
這是一塊金字招牌。2009年7月，科技部宣布光伏行業被列入國家重點實驗室方向。從那時起，國內的17家光伏企業為此展開了長達兩個多月的激烈爭奪。而贏家只有一個。
在世界光伏浪潮中成長起來的英利集團向來被業界贊譽精于管理，此番光伏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在握，無疑又增添一個問鼎行業的重要砝碼。
很少人知道，中國對于太陽能電池的研究發軔于1958年，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1959年在中科院半導體所做出了我國第一塊太陽能電池。1971年成功應用于“東方紅二號”衛星上。并從1973年走向地面應用。改革開放后，國內開始出現第一批太陽能電池生產企業，如云南半導體機械廠、寧波太陽能電池廠等。
“從根源上說，中國的光伏技術就是外來品。”孟憲淦說。1993年，云南半導體機械廠為了解決生產技術上的難題，專門到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拜訪馬丁•格林教授。由于某些體制原因，作為國有企業的云南半導體機械廠卻拿不出幾十萬美元的技術轉讓費，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終告失敗。
而在另一端，中國的太陽能研發機構對于高效太陽能電池的探索始終沒有終止，并且在上世紀90年代末，晶體硅電池轉換率接近20%，和世界領先的轉換效率相差無幾。然而，從實驗結果向產業化的轉化似乎成了國內科研人員無法逾越的一道鴻溝。2000年以后，隨著施正榮回國創業，大批國外留學的科研人員紛紛回國，打破了太陽能行業產研轉換困難的尷尬局面。
“確立公司研發戰略、方向以及搭建研發的平臺。”這是宋登元從科研人員向CTO身份轉換兩年多來對自己職責最深的體會。大學教授出身的宋登元對中國科研體制非常了解，幾十年的科研經驗讓他對國家重點實驗室落戶頗為看重。“過去國家級重點實驗室不會放在企業，都是放在中科院和一些重點大學，近些年來，中國科技發展中長期規劃發生了轉變，科技創新要以企業為主導，以市場為導向。對于英利而言，承擔國家關鍵技術項目，一方面引領企業發展，更重要是引領行業發展。”
眾所周知，企業的快速發展需要強大的技術為依托。宋登元把英利的科研團隊劃分為四個層次：一是具有前瞻性的研究，主要是技術布局；二是將中期的研發轉換成生產力；三是把研發成果轉化成中試生產，進行成果孵化；四是在線研發，研究現有技術的改進。這也是苗連生一直堅持的大技術團隊研發路線。
對于垂直一體化的英利而言，從前端硅的提純一直到長壽命組件的研發，正可謂任務艱巨。“太陽能光伏發電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確定落戶英利后，新的科研大樓正在熱火朝天地建設之中，而宋登元面臨的問題也是如何更好實現產研結合，縮短從前端研發、中試生產、推向市場的周期。
事實上，光伏企業垂直一體化趨勢的不斷加深，對企業研發帶頭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去年，剛剛加盟中盛光電科研團隊的鄭直遇到了新的挑戰，他發現企業所涉及技術橫跨半導體、材料、高分子化學、電子電氣，機械設計，工程力學等多個學科領域。
當然，光伏技術具有自己的獨特屬性。“和學科背景類似的半導體行業相比，光伏技術更重視產品的長期可靠性和保持必要性能前提下的成本降低。雖然我國在光伏應用領域已經有部分科技成果取得了世界領先水平，但是在光伏基礎科研和綜合科技創新能力上仍然處在學習借鑒階段。” 中盛光電研發中心總監鄭直直言不諱。
在宋登元看來，這與我國科研體制的痼疾關系甚大。科研機構取得重大成果后遵循的往往是先發表文章的固定思維，和產業聯系并不密切。
以美國可再生能源實驗室和德國弗朗霍夫研究所為例，作為太陽能領域世界著名的國家級學科實驗室，偏重于技術向生產力的轉換。“在美國、德國的研究機構，很多課題都是工業界委托進行，研發成果可以短期內轉換成生產力。而我們國家很多太陽能研究機構進行的都是基礎性研究，轉換周期很長。科研機構和企業的出發點不一樣。”宋登元說。
雖然我國已經躍居世界太陽能第一制造大國，但仍然依賴于國外的先進設備。盡管企業在不斷提高電池轉化效率，但在研發新型電池方面明顯不足。馬丁•格林教授認為，新一代的電池技術，將有豐富的原材料來源。在未來，高效率、低污染、新材料的應用成為了新型電池的變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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